一个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在外与人通奸。她念及孩子没有抓奸在床，而是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嫖娼。考虑到嫖娼在那个年代摆在明面上性质比较严重。我们可以说这个女人有点不明事理。这个“事理”是我们所默认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规则，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观众见过太多受限于此规则而隐忍着委曲求全的女性形象。偶尔看到不按此套路来的，难免有点不适应。《万箭穿心》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塑造了李宝莉这样一个少见的“违规者”。我们要探讨的首要问题是，李宝莉在常人眼里的人生悲剧是否是由她的性格所造成的。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这个决定是非具有绝对性？李宝莉的出场方式像极了一个悍妻，然而不同于“刀子嘴豆腐心”的一般悍妻形象，宝莉从内到外都是强硬的，她最柔弱的时候只会出现在梦里。这个女人没什么文化，准确的说是没什么知识。还带有封建思想，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还债的。她很要强，不懂得女人要示弱，要给男人面子。这些特征都极具社会学意义。 让我们来看几句宝莉的台词，感受一下。“癫也癫不了几分钟了，麻烦你再稍微忍一忍”；“我老公正在搞别的女人，你说我有没有事”；“他凭什么不好好对我，还要我好好对他”。在方方的原小说中，一些在电影中隐而未露的台词表现的更为直白。比如旁人忍不住劝宝莉“别把自己搞的那么可怜。”宝莉的回答是“男人不晓得讲责任，我们女人要讲！” 这个回答很有意思，违反社会常理。在一般家庭的男女关系中，男人是负责任的，而女人是被负责和被宠爱的。换句话说，男人是供养者，女人是被供养者。作为被供养的一方，妄谈自尊，有点自己抽自己嘴巴的意思。影片开头搬家那场戏，搬家工人对宝莉的丈夫马学武感慨：自己虽然是卖力气干粗活，但家里老婆还挺贤惠的。注意这里的用词“贤惠”，其实就是“听话”。对比天生爱“癫”的宝莉，后者不让你唯命是从就算不错了。 李宝莉这个家庭的复杂性在于，在最开始的时候宝莉并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比如新房就是学武厂里分配的。“性格决定命运”不绝对，“谁提供经济来源谁有话语权”也不绝对。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往往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和宝莉相比，不是她太强了，而是丈夫太弱了。马学武的无能体现在诸多方面：他性格懦弱、太书生气、不了解女人、遇事不敢力争。妻子的举报确实间接导致了他的下岗。但他逃避责任，一死了之的结局并不能，至少不能完全归咎于李宝莉。 对比马学武，建建这个人物正好相反：他出生草莽，性格刚烈，因为打架蹲过牢。身上散发着浓厚的男性荷尔蒙，入狱前就是个头脑简单的大老粗。如果李宝莉作为一个强势的女人，结果只是需要被一个更强势（这种强势主要体现在男性性别特征上）的男人驾驭。那么这个人物就没什么值得我欣赏的了。建建叫宝莉“别装的很有感情一样”，但同时自己眼眶里却又有泪说明何尝没有感情？在影片的最后，建建承认自己就是“嘴欠”。在他们之间，我才好像看到一点真正的男女平等。 李宝莉（女人）的重要缺陷和马学武（男人）的唯一优势，在于前者没有而后者拥有知识。马学武及其母亲因此而受到儿子和孙子的尊敬。尽管知识并不能帮助马学武更好的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宝莉因为缺乏知识，只能挑扁担挣苦力钱。她的生活艰难并非由于她的性格，而是由于她没有更好的生活技能来承担家庭重任。在这一点上，编导安排建建入牢受教育，出狱后以他的见识帮助宝莉，是有其寓意的。 不比从前，当下社会的女性已经基本上能够和男性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了（局部地区局部方面还不平衡）。但令人遗憾的是，落伍而顽固的社会观念仍然阻碍着女性的自我发展。西方女权主义所以兴盛的原因之一，是战后大量在战时服役的男性回归社会，要求女性空出在战时填补上去的工作岗位重新回归家庭而引起女性的抗议。有论者喜欢从生理学角度剖析女性所以为“第二性”的必然性，我不否认其中存在的合理成分。但社会观念的影响显然被刻意忽视了。 《万箭穿心》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非常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小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改编，是在电影结尾处。李宝莉不像小说里那样，要建建来好好待她。她在电影中更加坚强，似乎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人要追寻幸福并不是从倚靠一个男人变为倚靠另一个更值得倚靠的男人。老公靠不住，儿子也靠不住，她跟建建走，并非是想倚靠建建。“还有半辈子要过，先搬出来再说呗！”片尾两人离开，建建的车熄了火。宝莉下车推车，嘴里骂着“婊子养的”，意味深长，实在绝妙。 所谓“万箭穿心”是封建迷信还是社会偏见？李宝莉（女人）说自己命不好，让我想起了那句话“身为一个女人多么可悲啊，最可悲的是，她们不知道自己可悲”。又“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李宝莉作为一个女人，她以其强硬的性格反抗命运，她拒绝被塑造。她也是受害者，但不像她的朋友万晓景，她绝不做同谋。你说这叫万箭穿心？我说这叫万丈光芒！只是很多人，不仅仅是男人，都不敢正视这种光芒。她们/他们生怕这道光会刺伤自己的眼，于是情愿选择把眼睛闭上。这样眼睛是不会受伤了，而是直接等同于瞎了。一双盲目，自然无缘光亮。
二十年代鲁迅先生曾提出过一个悲剧的著名命题：“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叔本华说，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提出“形而上的慰藉”说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在《万箭穿心》这部电影中导演王竞用客观而冷静的笔触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电影的背景的设计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九十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当时的大背景是国营体制的转轨，大批工人面临着下岗失业，而个体经济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成为划分人们等级阶层的新标准。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逐渐蔓延到市场经济法则中，以至于逐渐开始瓦解传统家具的等级秩序伦理，这就造成了传统道德体系的失守。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本者,妾妇之道也。”是最基本的家庭法则，而在《万箭穿心》中，李宝丽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凌驾于传统伦理道德之上的女性角色总是充满了吸引力，而这个角色性格的设定也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万箭穿心》依托于小说的文本基础，再加上绝妙的视听语言，构成了一部华语电影中的上乘之作。整个故事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离婚，背叛，抛弃，妥协。整部电影通过悲剧性的叙事结构来完成整个主题的升华，其中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一个强势女性的悲剧，也是很多家庭中存在的问题，而电影只是把这种问题放在电影语境中，并且扩大化，从而造成一种由悲剧引起的共鸣情绪。影片中有几个镜头俯拍镜头很有意思，而这几个镜头并不是空穴来风，和女主角李宝丽的性格以及命运有直接的联系。电影的开头，密密麻麻的房屋展现出了一个城市的全貌，意思只有一个独立生命机体的渺小。穿过李宝丽家的横七竖八的马路也用的俯拍镜头，这个镜头的意义在于表达李宝丽的个人位置，处于悲剧的中心。汉正街的闹市以及李宝丽最后和建建离开同样采用了俯拍的拍摄方式，其中的意义就是对李宝丽命运的最终肯定。俯拍镜头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视觉上充满了主宰性，能够产生一种悲壮的宿命感。本片中用大量的俯拍目的只有一个，让观众通过审视主角的方式来体会叙事中的悲剧性。影片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角色性格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造成的不平等是整个悲剧的基础。李宝丽的出身以及背景和丈夫马学武的出现以及背景完全不同，两种身份颠覆了中国讲究的门当户对，而这种对立性以及不对等性构成了整个悲剧。从叙事结构上来看，《万箭穿心》也算是玩儿了一把环形叙事，影片从搬家开始，从搬家结束，前后不过十年光景，却早已物是人非。导演王竞把通过这种环形的结构对一个女人的命运下定义，营造出一个悲剧意味非常浓厚的人生困境，这种拍摄手法让本片的宿命之感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万箭穿心》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以普通百姓为基点，立足于当下社会主要的家庭矛盾，通过悲剧性的戏剧方式呈现出社会的无奈和命运的沉重。可以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份以及地位的归属，从根本上来讲，李宝丽不管怎么强势，都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她的悲剧性在于自身对于传统礼教的颠覆，打破了传统女性本身应该具有的“三从四德”，可以说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不管是反抗还是顺从都将是一个悲剧，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女子。